史海勾沉：1949—1976年的中国，从道德重塑到道德溃败

卸甲一书生：1949—1976年的中国，从道德重塑到道德溃

【三】1962——1965年

　　1962年至1965年尽管只是短短的4年，社会道德下滑的趋势却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主要标志是政治文明出现了一定的正向变化，社会道德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拾金不昧、乐于助人、热爱劳动等美德得以广泛提倡。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和公共食堂的失败，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成千上万农民的惨死，使毛泽东的威信降到1949年以来的最低点。他不得不暂时放开紧握在手中的权力，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去处理日常事务，自己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理论研究上。

　　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毛泽东的初衷是想解决地方分散主义严重的问题。但不对1958年以来的理论、政策等根本问题进行清理，就无法解脱现实的困境。会上，毛泽东的讲话着重讲了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刘少奇不仅主张把民主集中制加进大会报告，还提出党内民主固然重要，但党内民主不能代替国家的民主，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实行人民民主。邓小平在讲话中，着重讲了党的建设的问题，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要在全党恢复和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一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有所调整。毛泽东将知识分子群体划入剥削阶级的做法，使他们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工作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对此有关方面试图加以纠正。1961年制订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重申企业中的职员和技术人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61年9月28日，在广东省委召开的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参加的座谈会上，时任中南局书记兼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郑重提出，今后一般地不再叫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1962年举行的广州会议(指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剧本创作座谈会)和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周恩来、聂荣臻、陶铸等人一致认为应不再一般地称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范围。受周恩来委托，陈毅在会议上讲话，宣布给知识分子“脱帽”(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冕”(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并向与会代表脱帽鞠躬。

　　不过，七千人大会在党内民主集中制上，只着重解决了省、地、县三级领导存在的问题，党中央领导核心在政治生活上存在的缺点错误却没有得到检查改正，会后也没有形成实行党内政治民主的相应机制，毛泽东一人“独断乾纲”的格局没有改变。他虽然在大会上做了检讨，但主要是从党的主席负责的角度来谈的，没有涉及到个人责任和建立决策纠错机制等深层次问题。他十分欣赏林彪在会上有关对毛个人崇拜的讲话，欣赏所谓“大跃进的失误是没有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说法，会后很快把讲话批发全党。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致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升级。他也不同意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做法，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

　　这一阶段直接推动道德重塑是从两个层面进行的：一个是搞政治运动，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方法是既清查干部的问题，对各类群体进行甄别定位，又从思想上、道德上进行教育改造；另一个是进行思想教育，如开展学习雷锋活动以树立共产主义道德风尚，批判地主富农的道德败坏，批判“道德继承”论，在理论上与中国传统道德划清界线。

　　 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由于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作为阶级都将存在并企图复辟的观点，要求全党全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求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各地传达贯彻毛泽东的讲话和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并于1963年至1965年发动了以清帐目、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为目标，进而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故又称“四清运动”)为主要内容的，在全国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政治运动。它仍延续了过去以群众运动反腐败的思路，抛开基层干部由工作队直接领导群众开展运动，解决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相当一部分社队长期存在的帐目、财物不清，生产经营管理混乱，一些基层党员干部侵占公物、挪用公款、贪污腐化等问题，对缓解基层颇为紧张干群关系有一定的效果。但整个运动是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存在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倾向，有的基层干部确实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同时一些问题并不太严重的基层干部也成了斗争对象，小错大整的情况相当普遍。比较著名的是轰动华北地区的坏干部典型——山西定襄县季庄公社季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白文章。该大队有人口三、四千人，耕地万亩，产粮突破200万斤，是山西产粮售粮先进大队。1963年7月，忻县地委工作队入驻季庄。工作队认定白文章贪污了1.5万元，称其为“白朝廷”，还把他的故事编成晋剧，绘成连环画，白旋以贪污罪判刑15年。白文章在三中全会后平反，其贪污问题否定了1.4万元，只留下1100元的多吃多占等经济问题的尾巴，恢复党籍(七岩野史《四清轰动华北的“白朝廷”白文章：定襄土帝王系列B》)。四清运动的主要形式是批斗，这与土改时干部、农民批斗地富，“五反”时干部、工人、职员批斗资本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干部批斗不服从管理的农民时如出一辙，只是批斗对象换成了平时颐指气使的基层干部，斗争手段也同样残忍。如北京市通县发生打人、体罚、亲属陪斗有178个单位，被迫自杀的50多人(赵有福《彭真与京郊农村社教运动》，《学术论坛》2004年第2期)。江西省瑞金县4个大队的185名干部中，94人被批斗，普遍存在罚跪、体罚、游街、软禁现象，甚至施以酷刑，有人被逼死(曹力铁《江西省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始末》，《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5期)。甘肃省张掖地区在四清运动初期自杀155人，其中社队干部87人(《甘肃省农业合作制重要文献汇编(二)》，第188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贵州省晴隆县在四清运动中自杀39起(未遂5起)(《晴隆县志》，第168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甘肃省泾川县四清运动中，232人自杀身亡(脱产干部14人，大队、生产队干部73人，四类分子81人，工作队员3人，社员61人)(《泾川县志》，第404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这说明即使在1962年至1965年间稍为宽松的社会环境下，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仍然无法解脱暴戾特征，作恶施暴的不道德观念在许多人头脑中根深蒂固。

　　对基层干部的清查、批斗和思想教育能否令其灵魂深处得到净化，道德品质得以提高？从目前的资料来看还不能证明这一点。问题的关键在于毛泽东本人喜欢在战争年代形成的自上而下的、强迫命令式的体制下干大事，故需要严格执行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所以他从防止干部“变修”、“腐败”的目的出发，想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时不时地为他们“洗脸”，有的予以撤换，却从来没有想到对各级干部(包括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建立反腐败的长效机制。运动之后大多数干部故态复萌。1964年6月，中央颁布在农村普遍建立贫下中农协会组织的正式文件。该组织用来管制地、富、反、坏分子还是有效的，监督干部则遇到了极大困难。一旦运动结束，想要监督干部贪腐行为的贫协成员往往成为干部打击报复的对象(参见《红与黑：集体化时代的政治身份与乡村日常生活》)。不受限制的权力的巨大诱惑，让大多数掌权者难以长期秉持良好的道德操守。有研究者根据《甘肃省农业合作制重要文献汇编(二)》的资料指出，即使是新上台的基层干部也未必能够洁身自好，甘肃省张掖地区在四清运动刚结束就发现新的“四不清”138起，多数都是新上任的基层干部(李若建《安全阀：四清运动的潜功能》，《开放时代》2005年第1期)。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主旨是阶级斗争。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形势下，对4类分子的摘帽和重划4类分子的工作都充满了“极左”的倾向。以宁夏试点地区为例，在运动中共补划地主、富农330户，为原划地主、富农总户数的36.3%，原划和补划合计共占土改总户数的7.3%;补划的地、富、反、坏分子414人，为原有四类分子的30%;原划和补划合计，共占总人口的1.56%;摘帽子的93人，占原划四类分子的6.94%(《宁夏农业合作制发展简史》，第171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经过10余年的改造，很少敢乱说乱动的敌对势力分子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了。

　　二、学习雷锋活动

　　活动的起因是1962年，年仅22岁的沈阳军区工兵团班长雷锋因公牺牲。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为雷锋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向他学习什么？毛没有说。为搞清楚中央掀起学习雷锋活动的初衷，有研究者建议从其他领导人的相关题词中探求。其中，刘少奇的题词是：“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朱德的题词是：“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邓小平的题词是：“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陈云的题词是：“雷锋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大家向他学习。”中央领导人中最能窥探毛泽东意图的是林彪，他的题词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之所以强调毛泽东个人，是因为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的威信受到极大损害，急需掀起新一轮的个人崇拜高潮，重新恢复他的神圣形象，这与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强调出现三年困难的原因就是不按毛泽东的话去做的论调是一致的。周恩来的题词则强调了当时的政治主旋律——“阶级斗争”，用的是雷锋日记里的一段话：“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其后，对雷锋精神的归纳首推洪源作词的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它强调的是“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艰苦朴素永不忘，愿作革命的螺丝钉，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毛主席的教导记心上，全心全意为人民，共产主义品德多高尚”;“毛泽东思想来武装，保卫祖国握紧枪，继续革命当闯将”。作为一个武装集团，对一名和平时期普通士兵的宣传力度远远超出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流血牺牲的英雄千百倍，本身就是件令人费解的事，况且歌颂他的歌词里，仅有一句涉及其本职工作——保卫祖国。有学者分析说，毛泽东等人掀起学雷锋活动的宗旨并非表彰他如何为保卫祖国苦练杀敌本领，而是学习他对党和领袖的无条件崇拜和绝对拥护，只奉献不索取;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做革命的螺丝钉;出于感恩和不忘本的原因，勤俭节约等军人职责之外的内容(参见陶东风《还原历史：到底为什么要树立雷锋形象?》)。

　　民众拥护开展学雷锋活动。但他们把雷锋精神世俗化了，认为雷锋是大公无私、助人为乐、扶危救困、勤俭朴素的楷模，雷锋精神简而言之就是做“好人好事”，这是直接针对前几年社会道德普遍滑坡的现实，由社会共识引导和规范的道德概念。助人为乐、扶危救困并非新的道德准则，而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在倡导奉行的道德信条，1950年代曾遭到秉持阶级斗争理念的毛泽东严厉批判。若论助人为乐，受到批判的武训比帮助列车员擦地，给灾区人民寄钱，送老大娘回家的雷锋做的更好，甚至表现得更加极端。同样无私地帮助他人，为何对此抑，对彼扬，关键是阶级立场不同：武训兴义学，没有去举行反抗朝廷的武装起义，在毛泽东的眼就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雷锋读毛泽东的书，听毛泽东的话，做了好事儿自然要大力提倡。普通民众并不去深思中央领导人对这一活动所赋予的深刻政治意蕴，更愿意按自己的理解修复日益滑坡的社会风气，重新凝聚道德共识，“学雷锋，做好事”成为大家对这一活动最通俗的概括。

　　一位当年还在上小学的人描述那个时代的感受：“饥饿感成为孩子无法摆脱的密友。即使如此，他们在放学路上也不会去偷地里的蔬菜。”“‘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的儿歌，就诞生在60年代，也成为这个时代的儿童精神的最好写照。”“1963年，孩子们开始接受一位新的偶像——雷锋。他们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立志‘雷锋做啥我做啥’——一看到列车，就想为辛苦的列车员倒水;一看到老奶奶，就希望她摔倒然后上去扶;一看到比自己年纪小的孩子，就恨不得他马上迷路，好送他回家;一看到农民伯伯的拖拉机开过，就盼着它陷入泥坑，可以上去跟同学们一道把它推出来。当这些受助者问孩子们名字时，他们会扑闪着大眼睛，回答：‘不要问我的名字，我叫红领巾’。上缴苍蝇的尸体也是‘学雷锋活动’的内容之一。活动最后演变成硬性指标，每天都要交几十只苍蝇，表示自己为祖国卫生做贡献……一位当年的孩子回忆说，‘我在上学路上也时刻紧攥着一只自制的苍蝇拍，不走大道，专挑污水横流的小巷，哪里臭就往哪里奔，并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我母亲因为我在吃饭时突然放下碗，状若疯狂地去追杀苍蝇，吓得摔碎碗，把我狠狠地揍了一顿。’”他把整个时代的感受归结为“在身体饥饿与精神富足中成长”(宋石男《60年，童年折射的世事变迁》)。

　　拥有这些美好回忆的只是天真烂漫的孩子们。对于那些准备进入大学生活的人来说，随着阶级斗争这根弦崩得越来越紧，相关政策陆续出台，对“黑五类”分子子女的政治歧视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据披露，有关部门其实从1950年代起就开始实行对考大学的学生进行政治审查，以决定其是否可以考入保密专业，是否可以录取一般专业，是否降格录取，直到不宜录取。政治审查的依据，不是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或者家长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或有海外关系尤其是港澳台关系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许多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因此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1960年代初，这一制度在全国普遍实行，像戏剧家吴祖光的儿子、女儿，作家冯骥才，文革中因反对“出身论”而被处决的遇罗克都是这一政策的受害者(袁剑平《文革前高考“不宜录取”政策的回忆》，《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再举一个普通百姓的例子：生活在北京的退休职员曹翊，早年是天津政法学院的高材生，当过杭州市代理市长，却也因此成了问题人物。1963年，他的孙子曹勇从北京音乐学院附中高三毕业，曹翊希望孙子能够上大学，但组织上因其家庭成分的原因没有允许，而是分配到煤矿歌舞团工作。曹翊专门给孙子写下了谕诫12条，包括主动靠拢组织，争取做共青团员，生活规律化，要立志，要珍惜光阴，崇尚廉洁，搞好群众关系，严守纪律，行动敏捷，勤俭、朴素、顾家，戒浮、戒燥等(圮南瘖夫《万墙锢庐拮据录》1963年8月17日)。这里面除了“顾家”一节与当时提倡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思想有所冲突外，其他完全符合毛泽东所提倡的道德操守。拿着40多元退休工资的曹翊和靠为街道加工零活拿10多元钱的老伴，为供给几个孙辈上学不得不过着寅吃卯粮的日子，有时甚至连菜也吃不上。这也是他为什么冒着与当时提倡的共产主义道德相背离的危险，让孙子“顾家”的原因。社会现实是严酷的。在曹勇因家庭出身的缘故无法获得深造机会的同时，全国著名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从1957年起实行保送招生，高级干部后代的政治条件占有绝对优势。在一段时间里，哈军工的干部子弟是如此之多，以至于父母亲属够不上副部级或少将以上的，只能自视为普通学员(参见方可成《干部子弟学校六十年：难以革除的权力择校》)。

　　不同的日常生活待遇与政策规定，加大了社会群体间的裂痕。或许成年人尚能掩饰这些裂痕，对日益悬殊的等级差距视而不见，不同家庭出身且毫无机心的学生群体则将这些裂痕清晰地显现出来。具有先天政治优越感的干部子女在定位上明显与“黑五类”子女、知识分子子女甚至工农子女们拉开了距离。学者杨奎松回忆说，当年他在北京时，“在机关、军队的大院里生活，包括在尽是干部子弟的学校上学，你会强烈地感受到等级制所带来的种种影响。我们还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谁的爸爸是多少级，多少级的干部住多大的房子、配什么级别的轿车，多少级以上的干部可以购买普通干部买不到的‘特供商品’等等。父辈级别的不同，甚至会影响学生之间的交流，级别相差太大，就会‘话不投机半句多’。孩子常常会按家庭出身和级别的高低，在学校里分成不同的交际圈子”(杨奎松《北大教授谈毛时代的干部等级差别，最高差距达30多倍》))。一些高级干部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毛泽东本人曾多次对子女说：“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1962年，刘伯承看到教育部一则关于高等学校的调查，他马上写信给儿子刘太行说：“这次调查，成绩优良者10人，8个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一个是农民之子，一个是右派之子，而干部子弟一个也没有……要警觉，干部子弟生活优裕，自由散漫，看不起人，认为学习没有意思，自甘落后，这必须大力教育……。”在这封信中，刘伯承还询问儿子：“谦虚谨慎的学习习惯在修养否?”1964年，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书的女儿刘弥群去农村参加8个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刘伯承非常支持，说“下去体会一下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干部子弟生活优裕，如果长期脱离群众，将会养成资产阶级意识。下农村是好事，不要让人说我们是‘红墙里的贵族’。”(《刘伯承谈1962年教育部调查：成绩优良者无干部子弟》，《沈阳日报》2012年02月20日)关注并对子女认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高级干部毕竟只是少数。有关部门在选调留学生、保送上哈军工及其他大学都在反复强调培养干部子弟尤其是高级干部子弟的重要性，进一步助长了不同群体青少年之间的疏离乃至对立。“文革”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文革前的校长万邦如谈到，1964年以后，在强大的压力下，清华附中的校领导把学生干部大量地换成高级干部子弟，还单独给他们开会听政治报告，强调阶级斗争和所谓“培养接班人”，给他们和其他学生不同的待遇. 文革前教育屈从于强权，放弃了教育的标准和平等原则，失落了教育的尊严，也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日后的灾难(王友琴《学生活活打死老师——毛泽东在1966年开始的革命》)。一些自以为占据政治高地的干部子弟，一踏入“文革”时代便将个人的憎恶情仇尽情释放出来。正是道德修养严重缺失让这些充满激情的孩子干出诸多骇人听闻的残暴行为来。

　　经历过政治运动的成年人此时仍然心有余悸，不敢大胆与人交流思想，说心里话，并总担心天真的孩子们在外面因言招祸。当时的社会道德风气确有好转。但这种好转只表现在提倡拾金不昧、尊老爱幼等助人为乐行为的层面上，且这些行为也需要时时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检验。这些事是谁做的?如果是好人做的值得表扬，如果是坏人做的便是“居心叵测”。这些事是为谁的做?如果是为干部、工人和贫下中农及其子女做的，值得肯定，如果是为“黑五类”分子及其子女做的，便是犯了错误。不仅做好事，就连宣传雷锋精神也不能让政治上不可靠的“坏人”插手。作家彭定安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题目是《雷锋报道之于我》，谈到他于1957年被划右派，1963年在《辽宁日报》文艺部任编辑。当时由他执笔，写作了关于雷锋事迹的长篇报道，叫《永生的战士》。因政治身分的原因，发表时只敢署合作者陈广生的名字。这篇报道对雷锋事迹走向全国影响极大，却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他说：“《永生的战士》发表之后，陈广生同志立即被请到北京，到总政作关于雷锋事迹的报告，据说原定他转业的决定也已改变(他后来任沈阳军区创作室主任)。同时，新华总社、人民日报都派人约我赶写雷锋的事迹通讯，被辽宁日报社领导以我的政治状况相告，而婉拒了。《人民文学》编辑部不仅约请我写稿，而且要为我向报社请半个月创作假，以便为他们创作关于雷锋的报告文学作品。当然，也因同样的理由，遭到拒绝。3月5日，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发表，全国掀起学习雷锋的热潮。这时，李宏林同志约我与他合作，创作雷锋的电影剧本。我欣然同意。李宏林是文学讲习所第二期学员，一位有才华的年轻作家和记者，也是报社的‘摘帽右派’，当时在报社行政科卖饭票。我们俩都属另类，写作只能在秘密中进行。我们分工起草，然后互相修改，最后由李宏林定稿。完稿后，由他寄给长春电影制片厂。不久，长影复信称，剧本决定采用，即将开拍。但是，按当时的规定，必须了解作者状况。长影向辽宁省剧协调查，回复是：两个作者均是右派，作品不可使用，因为涉及‘什么人占领舞台问题’。这第一个宣传雷锋的电影，便这样夭折了。”(转引自丁东《学雷锋运动的另一面》)

　　 三、对地主富农的道德丑化与批判“道德继承论”

　　1962年至1965年间，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理念进一步得到强化。一方面开始从道德上丑化地主富农群体，另一方面从理论上排除道德继承的可能性。

　　这一时期有关方面以文学艺术形式开路，集中对地主富农进行道德上的批判。借助电影、戏剧的形式“塑造”出著名的4大地主“形象”——刘文彩、周剥皮、南霸天、黄世仁。他们无不被指斥为道德败坏、丧尽天良的人。

　　1965年，四川美术学院的几位师生奔赴大邑，在刘文彩庄园里创作大型泥塑《收租院》，该组泥塑共114个，个个栩栩如生，无言地诉说着刘文彩当年所干的种种坏事与罪恶。其中水牢、收租院、老虎凳、灌辣椒水等场景都是按着“阶级斗争”的需要创作出的。水牢的出现是因为农妇冷月英说她欠了刘文彩侄子刘伯华5斗租子，而被关进刘家水牢关了7天7夜，其后有关方面把这个情结嫁接到刘文彩身上。1980年代，地主庄园陈列馆派出专人采访了70多名知情者，翻阅了大量文史档案，没有找到相关的人证、物证，遂向主管部门打报告称，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因为诉苦当上大邑县政协副主席的“冷妈妈”最后也说，有关于刘文彩水牢及刑讯室的事儿“都是别人让她说的”。1988年，四川有关部门终于下达了“水牢恢复为鸦片烟库原状”的复函。于是，地下室的水抽干了，铁笼搬走了，地下室门口挂上一块“鸦片烟室”的木牌(参见余玮《中国四大地主的真实面目》，《人民文摘》2012年第9期)。

　　周扒皮是著名的“文盲作家”高玉宝笔下的人物。在高玉宝撰写的(其实是别人帮助成稿的)，由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中，有一个著名故事“半夜鸡叫”，说的是绰号“周扒皮”的地主，为了让长工早起干活，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最后反被长工们戏弄的故事。该书虽然出版于1950年代，其产生广泛影响却借助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64年拍摄的《半夜鸡叫》木偶片。周扒皮的原型周春富是辽宁瓦房店黄店屯人，一家20多口人，拥有240亩地及4个作坊、1个杂货铺。周年轻时下地干活，生活上对自己很抠，家里除4个儿子及媳妇干活还雇了几个长工，高玉宝就曾给他家放过猪。东北土改时，划为地主成份打死了。至于“半夜鸡叫”之事，村里老人表示没听说过。同村的孔庆祥说：“有一年我在到黑龙江的火车上，正好遇见高玉宝，我问，大舅，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吗?他没吭声，说是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然后又说，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它地方就没有。”(杜兴《周扒皮原来是个厚道人》)

　　南霸天是电影《红色娘子军》中的恶霸地主形象。海南陵水县一个名叫张鸿猷的地主与他扯上关系，是因为摄制组1961年拍摄时看到张家房子气派，又是大地主的宅子，在那儿采景的缘故。但当地人说，张鸿猷是教师世家，没有血债，也没有家丁、枪支、碉堡，只是请了几个小姑娘帮四姨太带小孩。红色娘子军连第一任指导员王时香说，娘子军第一任连长庞琼花是贫农，并没有给人家当过丫环，也没有南霸天这个人(参见余玮《中国四大地主的真实面目》，《人民文摘》2012年第9期)。电影《红色娘子军》上映后，于1962年获得首届电影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等4项大奖。

　　 与前3个地主不同，黄世仁本无其人，就连创作原型的影子也找不到。他是抗战时期根据晋察冀地区流传的一个有关“白毛仙姑”的传说创造的文艺形象。有关黄世仁强奸白毛女，并把她逼进深山过非人生活的戏剧虽然在1949年之前就在各解放区演出，但真正令全国人民家喻户晓还是解放后。1950年东北制片厂根据歌剧《白毛女》拍摄了电影，1960年代又开始排演同名舞剧。

　　 上述4个地主形象中，黄世仁出现于1949年以前，周扒皮出现于1950年代，但都于1960年代借助舞剧、木偶电影的形式达到举国人人皆知的效应;刘文彩、南霸天完全是1960年代的产物。为什么要在1960年代对地主富农展开道德批判?一方面是因为土改时对这一群体主要是政治和经济上的清算，指出其剥削的实质，发动农民起来斗争，分土地，分浮财。由于乡村中真正欺男霸女、恶行累累的地主富农毕竟只是极少数，而干这类勾当的多为家道并不殷实的游手好闲者，在土改运动中多数成了积极分子，按照农民们固有的善恶标准，这些人才是道德品行丑恶之人。所以当时指认所有的地主富农都道德败坏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农民们也想不通。利用文艺形式从道德上批判地主富农的好处是可以虚构，把奴役农民、霸占民女，大斗进小斗出，打人，关黑牢等种种不道德的行为集中到一个艺术形象身上，却能给不了解土改具体情况的观众以“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印象，以为所有地主富农在品行上都是如此。另一方面，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后，全国对地富分子的控制更加严密，从道德上批判比仅仅从政治上批判更能调动每一个人，尤其是要使对本地地主、富农分子真正经历一无所知的青少年们心生憎恶感，积极加入到监视、管制阶级敌人的队伍中来。此外，三年困难时期吃不饱饭甚至大批饿死的民众积累了太多的怨气，也急需有发泄的出口。

　　对中国传统道德进行理论上的彻底清算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工作。1960年代初，姚文元曾批判巴人的“人性论”，对道德的阶级性做了分析。姚文影响主要在文艺界，且没有全面清算所谓地主、资产阶级道德的“罪恶”，刊登于1966年3月19日《人民日报》的文章《评吴晗同志的道德论》(作者关锋、吴传启。以下简称《道德论》)则系统、全面地完成了这一任务(该文发表于“五一六”通知之前——这才是文革的开端，所以本文仍把它归入1962年至1965年这一时期)。《道德论》的批判对象是历史学家吴晗多年来提倡的“道德继承论”，按照该文的归纳，主要是指无产阶级应当接受忠、孝、节、义、礼、义、廉、耻，以及“精打细算，多方赚钱”和民主、自由这些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核心和主要规范。《道德论》批判的思想武器是阶级分析法，即“剥削阶级的道德和法律，都是根据剥削阶级的意志而形成的、直接压迫劳动人民的行为规则;它的职能都是直接为巩固剥削阶级的社会秩序服务的。因此，剥削阶级的道德和剥削阶级的法律一样，是根本不能继承的”。具体来说，关于忠，吴晗认为“过去要忠于君主，今天呢，难道不应该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道德论》说“无产阶级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绝不是从地主阶级那里继承来的，而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产生的。”关于孝，吴晗认为“对父母要好，父母年老了，丧失劳动力了，子女难道不应该照顾父母?”《道德论》说共产党人是在阶级关系的前提下处理父子关系的，如果自己父母犯了罪，必须揭发，就是犯了一般性的错误，也要采取批评的方法，尽可能地给以帮助。照顾父母、赡养父母是建立在无产阶级革命原则的基础上的，是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派生出来的。为了划清阶级界限，不使人们的观念模糊，革命同志之间早已习惯根本不用“孝”这个词来表达子女和父母的关系。关于节，吴晗认为应该理解为有骨气，“我们的祖先是有骨气的，我们这一代的人更要有骨气”。《道德论》说吴晗所说的“祖先”就是帝王将相，所说的骨气就是坚持顽固的反动立场。关于礼义廉耻，吴晗认为：“礼义廉耻中的礼，今天还是要的，人与人之间不能一点礼貌也没有，光着身子进电影院是不对的。有些青年人，不修边幅，头发留得好长，衣服脏极了，臭烘烘的，据说这样才叫做‘朴素’，这恐怕是缺乏礼的教育所致吧?”“义，朋友之间互相帮助，彼此爱护，互相批评，这不是很应该吗?”“廉，要不要廉洁?要不要爱护国家财物?……公私要分清楚，不可占用公家的东西，应该有这样的品德。耻，不好的事不要去做。旧时代的这些道德，我看都应该批判地继承应用于今天。”《道德论》说吴晗是在骂劳动人民都“臭烘烘的”;共产主义者不能讲封建道德的“义”，只能为革命而死，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绝不能为什么“知己”、为任何个人和小集团而死;“爱护国家财产”，“公私分明，不占用公家的东西”的品德是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是从革命利益引伸出来的，吴晗说如果不继承地主阶级的“廉”，就会盗窃国家财物、假公济私，是在诽谤无产阶级;好与坏，耻辱与光荣，各阶级都有自己的标准，地主阶级认为是坏的、可耻的事，我们则认为是好的、光荣的。关于资产阶级道德，吴晗认为精打细算、多方赚钱应该成为社会主义经营管理企业的第一重要原则。《道德论》说社会主义企业生产和经营活动的目的，是为政治服务，为群众服务，而决不是为了赚钱。当然，社会主义企业在上述前提下也讲“利润”，也要力求厉行节约，提高劳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但决不是把“多方赚钱”当作原则方针。吴晗是要继承资产阶级道德的核心——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并且实质上改变社会主义企业生产的目的和经营方针。

　　 《道德论》实际上对1949年至“文革”前夕的道德重塑进行了全面的理论阐述。它极力强调阶级斗争和阶级立场，强调集体主义、“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批判“人性”论，否定亲情、人情、同情之心。隐藏在这些理论高调背后的社会现实是，讲假话空话，施阴谋，论等级，搞歧视等行为大肆泛滥，咒骂污辱，刑讯逼供，用暴力，乱杀戮等农村流氓无产者破坏社会公序良俗的卑鄙行径得到纵容，完全颠倒了人类社会早已取得共识的是非、善恶、美丑、真假的评判标准。

　　 像那个年代所有的批判性文章一样，《道德论》在结尾时写了一段宣示性的文字，描绘当时的道德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远景：“目前在我国，共产主义道德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广大工农兵群众，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之下，抗拒了形形色色的剥削阶级道德的思想毒素，树立了以一心为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道德。这是扫除旧道德的基本的社会力量。新道德总是在同旧道德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道德形成的过程，也就是同地主资产阶级的斗争过程。无产阶级道德的进一步发扬，必然伴随着同地主资产阶级道德的激烈斗争。无产阶级必将在这场斗争中，把自己的道德提高到更高的境界。”

　　 不幸的是，接下来的10年，中华民族迎来的是政治文明的彻底恶化、社会道德的全面溃败，无论是农民、干部、知识分子群体还是1949年以来被抬到“九天”之上的工人阶级都由此坠入刻骨铭心的道德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