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勾沉：中国贱民阶层“四类分子”

史海勾沉：

中国贱民阶层“四类分子”探讨—— 原著李若建

摘要：论文界定了有关概念，简要回顾的四类分子阶层的形成、遭遇和结局，最后论文指出，四类分子构成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的底层，也因为这个底层的存在，社会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纺锤形结构，保证了社会的平稳。

对于中国当今大多数年青的一代来说，并不清楚四类分子是何物。然而这是一个人数以千万计，实际受影响的人口超过一亿人的庞大社会群体，是一个从1949年到1984年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活生生存在了35年的特殊社会阶层。一般地说，四类分子指的是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其实在1957年到1979年的22年间，四类分子是加上右派分子，被简称为“五类分子”。由于今天大部分文献习惯称四类分子，因此本文也采用四类分子这一称呼。虽然本文用的是四类分子这一最流行的提法，但是从社会事实出发，论文中的内容涉及到的是“五类分子”

一、引言

追溯到30多年前20世纪70年代初期，李公在一个没有公路，偏僻贫困的山村插队。刚到农村时，农民住房的墙壁上还遗留着文革初期“红海洋”（到处刷毛泽东的语录）的成绩，凡是墙上写着“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据这条语录就可以知道，这一户人家不是地主就是富农。

后来农民告诉他说，解放前村里的几户地主富农只是生活相对好一些的富裕农民，平常自己也劳动，只是到收获季节要收那些出租土地的地租。因此一般农民，甚至农村干部平常与地主富农也没有什么过不去。李公曾经听一位驻村的路线教育工作队员私下说村里的干部政治觉悟低，在农民婚嫁的宴席上与地主同桌，甚至于让家族内辈位高的地主坐上座。不过一般农民对这些地主富农也没有什么好感，一位农民告诉他说，有一个地主特别吝啬，用农民的原话说就是“煮菜时盐都不得舍不得多放一粒”。

有一年春耕季节，恰好有一个赶集的日子，许多农民不下田去赶集，引起驻村的路线教育工作队员愤怒。去赶集的人中恰好有一名年过七旬的老地主，尽管老地主早就不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但是路线教育工作队认定是老地主煽动农民去赶集，破坏春耕生产。第二天晚上，生产大队召开大会批斗老地主，老地主站在大队礼堂舞台的一角接受批判，中途老地主支撑不住，由地主的儿子代替他站在台上接受了一个多小时的批判（由于老地主身体不好，平常对四类分子的训话和劳役大多数由他的儿子代替，而这种做法当年农村是相当普遍，以至于中共中央的一个文件中曾经批评这种作法，详见《当代中国的河北（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513页 ）。批判老地主的效果显著，农民的出工率迅速上升。其实在集体化的年代，农民对集体生产没有积极性，不出工去赶集与老地主完全无关，工作队只是拿老地主来杀鸡吓猴，也因此这件事情给李公很深刻的印象。

在某种意义上说，李公所见到的事情只是这些人命运的一个缩影。今天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这件事情和其他类似问题，对了解中国文化与社会结构会有所帮助，同时也可以为当代中国社会研究弥补一点不足。

不过由于四类分子阶层的特殊性，特别是完全中国特色的社会阶层，因此很难从现有的学术研究中得到理论上的启迪。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四类分子阶层这种情况，并非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特征。前苏联与东欧地区，并没有四类分子阶层，相反，他们强调的是消灭阶级。在20世纪30年代的农业集体化后，苏联没有制造出一个社会异类阶层，反而是宣布消灭了剥削阶级，农民的分化已经结束。详见《当代中国的山西（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178页，不过有研究者指出，在前苏联这些人及其后代是得不到信任的，属于“不可靠”的人。详见《吉林省志。司法公安志。司法行政》，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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